第二十九章 万历新政——张居正
作者:徐夏半生   史事讲将1三国明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张居正,字叔大,号太岳,幼名张白圭,生于江陵县,故称之“张江陵”,明朝政治家、改革家、内阁首辅,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“万历新政”,史称“张居正改革”。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,后迁任内阁次辅,为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,代高拱为内阁首辅,晋中极殿大学士,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,任内阁首辅十年,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。财政上,清仗田地、推行“一条鞭法”,总括赋、役,皆以银缴,“太仓粟可支十年,周寺积金,至四百余万“;军事上,任用戚继光、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,用凌云翼、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;吏治上,实行综核名实,采取“考成法”考核各级官吏,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,政体为之肃然。享年五十八岁,赠上柱国,谥文忠,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、太师的文官。
    据说张居正出生之前,其曾祖父做了个梦: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,照得四周一片光明,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,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,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“白圭”,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。少年聪颖过人,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,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,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,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,长大后尽忠报国,并替他改名为“居正”。
    张居正参加乡试,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,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,以成大器。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,成为一名少年举人,顾璘对他十分赏识,曾对别人说“此子将相才也”,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:“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,做伊尹、颜渊,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。”
    张居正入选庶吉士,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,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,在其引导下,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,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,废丞相,设内阁,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。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,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,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。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、严嵩二人,二人争夺首辅职位,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,严嵩为内阁首辅。
    对于内阁斗争,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,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。为此,张居正以《论时政疏》首陈“血气壅阏”之一病,继指“臃肿痿痹”之五病,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,而这些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。此后,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,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。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,休假三年中,他开始游山玩水,在这三年中,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,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,他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中说: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。”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,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。
    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,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,在政治的风浪中,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,外欲浑迹,相机而动。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,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,在裕邸期间,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,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,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。
    世宗去世后,徐阶起草遗诏,引张居正与之共谋,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月余,与裕王潜邸故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,而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,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,进入内阁,参与朝政。又改任礼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,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“直上尽头竿”了。
    入阁以后的张居正,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,草译祸起,国家帑藏空虚,用度匮乏之际,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,制造“庚戌之变”,南方土司争权夺利,岑猛叛乱,“两江震骇”,东南倭寇骚扰沿海,民不聊生。此外,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,严嵩倒台后,徐阶继任首辅,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,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、大兴土木的弊端,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,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。徐阶终因年迈致仕,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,控制了内阁大权。
    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,计划称帝,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,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,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。鉴于此事非同小可,张居正写信,要崇古立刻把详情“密示”于他。原来,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,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,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。然而,身为外祖父的俺答,也爱上了三娘子,意据为己有,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,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。
    张居正接到报告,再次写信给王崇古,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,并派人通报俺答:“中国之法,得虏酋若子孙首者,赏万金,爵通侯。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,但彼慕义而来,又汝亲孙也,不忍杀之。”然后,张居正指授方略,要祟古、逢时奏疏皇上纳降,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,认为敌情叵测.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。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,俺答终于被迫妥协。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,礼送把汉那吉回乡,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。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。俺答见到非常感动,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,并决定请求封贡、互市,和明友好相处。
    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,诏封俺答为顺义王,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,与鞑靼进行贸易,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。穆宗崩,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,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,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,李太后以“专政擅权”之罪令高拱回原籍。
    于是,张居正在这一年担任了首辅,又加左柱国,进中极殿大学士,四次推辞都不被允许。他从省议论、振纪纲、重沼令、核名实、固邦本、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,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,富国强兵。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“不知王霸之辩、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”,而误认为“仁义之为王,富强之为霸”,明确地把解决国家“财用大匮”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,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首先巩固国防,整顿吏治。
    张居正上疏实行“考成法”,明确职责,他以六科控制六部,再以内阁控制六科。对于要办的事,从内阁到六科,从六科都到衙门,层层考试,做到心中有数。改变了以往“上之督之者虽谆谆,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”的拖拉现象。考成法的实行,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,而且明确责任,赏罚分明,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。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“富国强兵”,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,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。
    张居正规定,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,一律处罚,据户科给事中奏报,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,山东有十七名,河南二名,受革职处分的,山东二名,河南九名。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,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,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,使国库日益充裕。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,岁入达435万余两,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,增长了74%。财政收支相抵,尚结余85万余两,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。正如张居正自己所说的:“近年以来,正赋不亏,府库充实,皆以考成法行,征解如期之故。”可见,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,但它对整顿田赋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。
    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,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,居正上疏据理力争,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,“目前支持已觉费力,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,疆场意外之变,何以给之?”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“一切无益之费”,结果,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,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、花灯费也免除了。在张居正的力争下,还停止重修慈庆、慈宁二宫及武英殿,停输钱内库供赏,节省服御费用,减苏松应天织造等,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。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,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。纂修先皇实录,例得赐宴一次,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,提出辞免赐宴,他说:“一宴之资,动之数百金,省此一事,亦未必非节财之道”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,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。
    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,回乡调治,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“勘合”,居正立即交还,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,就不能以身作则。对于明王朝来说,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,他早在内阁混斗、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,写过一偈:“愿以深心奉尘刹,不予自身求利益。”他的确是做到了。
    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,清丈田地,结果“闽人以为便”,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,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。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《清丈条例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,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,溢额求功。如浙江海盐“水涯草堑,尽出虚弓,古冢荒塍,悉从实税。至于田连阡陌者,力足行贿,智足营奸,移东就西,假此托彼。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,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,皆营私窖。遂使数亩之家,出愈增而田愈窄焉。”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,革豪右隐占,额田大有增加。
    张居正很清楚,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,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,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,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,不利于社会的安定。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,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,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,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。张居正下令,在全国范围内实行“一条鞭法”,—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,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,使赋役合一,并出现了“摊丁入亩”的趋势,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。
    一条鞭法的施行,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、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,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,限制了胥吏的舞弊,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,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。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,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,这是它的主要不足。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,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,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,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。
    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,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,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,加上太仓存银,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,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。另外,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“重农轻商”观念,认为应该农商并重,并提出“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;轻关市,以厚商而利农”的主张。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,侵犯商人利益,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,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,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    张居正病逝,神宗为之辍朝,赠上柱国,谥“文忠”,逝世后的第四天,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,神宗命潘致仕。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,他的下台,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,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,神宗于是下令抄家,并削尽其宫秩,迫夺生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,以罪状示天下。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,家属或饿死或流放,后在舆论的压力下,中止进一步的迫害,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,有的弃市,直到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