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东林领袖——高攀龙
作者:徐夏半生   史事讲将1三国明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高攀龙,字存之,又字云从,南直隶无锡人,世称“景逸先生”,明朝政治家、思想家,东林党领袖,“东林八君子”之一,着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等。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,被贬广东揭阳典史,辞官归家,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,在家讲学二十余年。重获起用,被任命为光禄寺丞,历任太常少卿、大理寺右少卿、太仆卿、刑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。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,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,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,高攀龙不堪屈辱,投水自尽,时年六十四岁。
    高攀龙,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,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,高攀龙排行第二,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。自幼好读书懂礼仪,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,高攀龙受其影响,开始潜心研究“程朱理学”,确定了治学方向。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后高静逸去世,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。
    高攀龙服丧期满,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,执掌传圣旨、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,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,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,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着作,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《读书录》,赞赏其“一字不可轻与人,一言不可轻许人,一笑不可轻假人”的处世态度。高攀龙还编写了《日省编》,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《大学》章句之下,作为初学者的指南。又将有关儒、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《崇正编》,以抵制王阳明“心学”所提倡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主张。
    当时,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着述的《大学初义》,诋毁程朱之学,并请求颁行天下,高攀龙极力反对,上疏驳其荒谬,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。这一时期,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,朝中党派纷争、宦官横行,致使政务混乱,国力日衰,高攀龙随即上《今日第一要务疏》,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,首先必须正本,其次要“除刑戮”、“举朝讲”、“用谏臣”、“发内帑”,革新政治,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。
    侍郎赵用贤、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,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,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,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,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,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,应予罢免。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,言辞狂妄近乎荒诞,部院提请轻罚二人,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。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,在船上就订立严规,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,不被外界干扰。到揭阳后,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,培养了不少学生,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,惩治地方恶霸,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,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。
    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,不久遭遇亲人病故,于是不再出仕,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,虽有言官多次推荐,但皇帝并不理会。在漆湖之畔建造一座“水居”,取名“可楼”,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,除刻苦钻研外,高攀龙还参与讲学,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。当时,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,交谊颇深,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,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,并每年举行“东林大会”。初由顾宪成主持,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,直至书院被拆毁为止,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,提起高、顾都是一致称赞。
    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,裁量人物。当时,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,纷至沓来,在朝的李三才、赵南星、邹元标、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,遥相应和。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,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,诬之为“东林党”,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。
    神宗去世,皇太子朱常洛即位,是为明光宗,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,长子朱由校即位,是为熹宗。熹宗即位后,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,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,又进封为光禄少卿。
    关外重镇广宁失陷,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,消息传来,朝野震惊,人心惶惶,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,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。在《破格用人疏》中提出要破格用人,加强战守之备,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,负责处理战事,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。孙承宗也不负众望,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,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。
    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(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),要求惩治郑养性、李如桢、崔文升等人,奏疏上达,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,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。当时,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,高攀龙也引《春秋》典故归罪方从哲,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,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。不久,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,又上一道《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》,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,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,熹宗欲严惩高攀龙,叶向高极力挽救,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。
    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,上《纠劾贪污御史疏》弹劾御史崔呈秀,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、铺张浪费。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,提请将崔呈秀戍边,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,认魏忠贤为义父。此时,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,控制了朝廷内外,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,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。
    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,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,皇帝下旨严厉斥责。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,攻击高攀龙徇私、排挤同僚,高攀龙因而被罢黜。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,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,编派了《缙绅便览》《点将录》《天鉴录》《同志录》等黑名单,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,予以打击,魏忠贤矫旨,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。
    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,必欲除之,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,诬告高攀龙、周起元等七人贪污,派遣缇骑前来抓捕。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,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,谈笑自如。此时,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,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,笑说:“我本视死如归”,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,没有异样,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,交代翌日递给校官,而后闭门遣散诸孙。不多时,高攀龙的儿子们发觉异样前来探查,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,时年六十四岁。
    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,乃是遗嘱,上面写着:“我虽被罢免官职,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,大臣不可以被侮辱,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。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,以效仿屈原的遗愿,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,只愿来世再报。臣高攀龙绝笔,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。”
    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:“弟腐儒一,无以报国,近风波生於讲会,邹冯二老行,弟亦从此去矣”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,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,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,每议事与阉党“数有所抵牾,欲自请外”。袁可立抗疏道:“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?”,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,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,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,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,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。自袁可立“归而魏焰益肆”,忠贤推戴之势成矣,黄道周说:“当魏崔时,盖无复然明义、真者,有之,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