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96章 科班出身皇后易，父尊子皇千古奇
    总章二年正月十六
    才过元宵，左相白侃便上书致老，李治极尽挽留不得，最终勉强同意。
    但以白侃有大功于国家之名，下制晋封襄阳郡公白侃为申国公，依旧担任特进，俸禄照旧。
    正月二十一日
    右相裴炎紧接着上书致仕，李治不准，诏令其转任左相，却未加“同三品”，又以其定策有功，晋封其爵永清县男为河东县侯，以示嘉赏。
    其子裴懿擢为太子舍人。
    正月二十三日
    没了右相，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又变成了两位中书侍郎。
    李治通过中书省下达了几份制书，统统都是拔擢升职的文书。
    其中擢升从三品大理寺卿白望宗为正三品刑部尚书，加同平章事。
    左卫将军白仕唐转任卫尉卿，加参知政事。
    渝州刺史白云成右迁左散骑常侍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随侍朕右，规谏过失。
    命大理寺少卿狄仁杰以少卿暂代大理寺卿一职，暂时署理大理寺一切事务。
    扬州长史韦安石授任御史中丞。
    吏部考功郎中苏味道授任中书舍人。
    侍御史、弘文馆学士李峤转任兵部侍郎。
    李治如此一系列人事安排跟上，使得白派因为白侃致仕所导致的急剧衰退的影响力戛然而止，保持在一个适中的位子。
    同时，其后提拔的狄仁杰、韦安石、苏味道、李峤都不是大族出身，包括白望宗、白仕唐，都是以进士科初入官场。
    朝中大臣都明白了，今后皇帝更加青睐科举出身的官员，于是一些以往还自得于家族荫任的官员当即改变了策略，加紧了对家族子弟经学的教育。
    只是相较于白氏提前二十多年的布局，他们显得那样晚。
    自从朝堂大变，左右两相的权力不再强力后，大唐便开始走入稳定。
    之后的几个大事件，也并没有激起什么动荡来。
    先是总章三年三月，李治以皇后王氏无子为由，废皇后，再是不满太子偏向世族，以太子荒唐不思民疾为名，废为燕王。
    因为皇后、太子之位空悬，故而短时间内造成了后宫与部分朝堂的震动。
    但在李治的强力手段下，争斗仅仅局限在可控范围内。
    总章三年六月，三个月的角逐，贵妃武氏凭借育有四子，成功上位，被册封为皇后，其长子代王李弘，得立为皇太子。
    李弘生性纯良，自入住东宫后多有善行，加之仁孝，深得李治喜爱。
    多次劝谏李治施行仁政，并上书请将沙苑之地分借穷人，赖之而活着数万人，因而得到了朝野的赞誉。
    甚至不惜得罪生母武皇后，请求允许被武皇后废黜杀害的萧淑妃之女出嫁。
    由此极得李治信任，多次在李治出行洛阳时监国。
    除了仁孝，李弘还善于治学，命东宫官员收集古今文集，得编《瑶山玉彩》，被李治收入兰台，下令奖赏。
    但仿佛上天总是看不得人间美好，偏偏李弘体弱多病，等到了后来，甚至无法理事，监国期间，甚至多是东宫属官戴至德、张文瓘、萧德昭等人代为处理。
    上元二年四月（四年总章，两年乾封，五年咸亨，自总章三年起历经七年）
    太子李弘随帝后出行洛阳，在合璧宫绮云殿猝然离世，享年二十四岁。
    李弘的逝世让李治打击甚大，不仅万分悲痛，还破例追加太子李弘为皇帝。
    这是唐朝建国，甚至自有皇帝以来，父亲追赠儿子为皇帝的第一个先例。
    上元二年五月，李治以皇太子“慈惠爱亲，死不忘君”的诏令，追谥李弘为“孝敬皇帝”。
    并以天子礼仪厚葬于洛阳郊区的恭陵。
    同时百官服丧三十六日，亲书《睿德记》缅怀李弘，碑石树立于陵墓之旁。
    同年六月，因为李弘无嗣，天子诏令武皇后次子，沛王李贤继立皇太子位。
    随着年龄的上涨，李治愈发喜欢留在洛阳，于是常留太子于长安监国。
    而李贤也没有辜负李治的期望。
    不仅向其兄长李弘学习，治书弘文，而且处理政务明确公允，广受朝廷内外所颂扬。
    只是美中不足的是，仿佛天意，李贤与前太子李弘一样，在太子期间与皇后武氏关系异常紧张。
    但武氏毕竟只是皇后，架不住李治欣赏。
    李治曾多次表扬李贤“政务之余，能够专心精研圣人经典先王所藏书册都能研讨精华。好善正直，这才是国家的希望，深得朕之所怀。”
    所以哪怕武皇后不喜李贤，但他的太子之位也愈加稳固。
    就连久居海州的当世大贤白颖，都多次出入东宫，与李贤商讨促兴大唐文脉一事。
    永隆二年（两年上元，两年忆圣，两年龙佑，自上元二年起历经五年。）
    因为李治已经七十五岁高龄，因此国家大政几乎委于太子李贤，但依旧耳清目明，看出了皇后武氏的强势。
    于是借着调养身体的藉口，常居洛阳，让李贤不必受到武皇后的掣肘，尽情施展。
    故而如今实质上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，不在洛阳，而在长安的东宫，在监国太子李贤之手。
    这些年，因为李治的放权，加上前太子李弘的努力，以及李贤的治理，大唐的文化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。
    先是彻底的放开了科举的限制，如今不仅是大唐的百姓，哪怕是藩属国的国民，只要得到大唐的认可，便可以来京参加科考。
    为了保证藩属国的科考名额不被属国贵族所控制，沦为属国插入大唐心腹的钉子。
    东海大儒白颖入京，为李贤献上一篇《治学疏》。
    上面不仅陈列了如何促兴大唐内部的文脉，还讲了如何攫取属国的文脉。
    对于大唐境内，朝廷应该大力兴办官学，同时鼓励私学，在财政充裕的州县以官学为主，在财政不那样充裕的州县甚至可以官民共办。
    而在偏远州县，则可以放开朝廷的限制，允许当地百姓自办学堂，这些地方的豪强为了出人头地，一定会大力兴办学堂，以培养乡人。
    如此不仅国家基层学堂数量猛增，还可以节省部分国家财政，亦能兼顾偏远地区，一举多得。
    李贤引以为重宝，甚至多次拜访白颖，想要拜他作为自己的少傅，甚至征辟他为三品大员。
    但都被白颖拒绝。
    “在下受英宗之托，教导三位郡王，不敢辜负，请恕在下无礼。”
    看着白颖出走长安，再次回到东海的背影，李贤不止一次嫉妒琅琊王三兄弟，何以得到如此贤良的帮助。
    此外，针对属国文脉，白颖献上了两条计策。
    一则于长安设立万国书院，专收属国及其外国留学生，每年准许一定数额的万国书院学生参与科考。
    二则，以礼部的名义，在每個属国设立孔子书院，招收当地汉学才子，每年给予一定来京科考的名额，由大唐承担期间的所有费用。
    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招收外国的那些有才之人，还可以通过唐学文化，最大限度的影响属国的倾向。
    (本章完)